中国历史上，把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相连而出的商业集团，称作商帮。明清时期，中国大地上构成了晋、徽、陕、鲁、洞庭、龙游、宁波、江右、闽、粤十大商帮。

晋商和徽商的蓬勃发展缘于贩盐利润，陕西商人也不值得注意。明代陕西行省还包括甘肃地区，不仅地域广阔，完全涵盖了明代长城“九边”的西段，而且关中八百里秦川又盛产粮食，陕西商人之后有了“输粮换引”的地理和资源优势。再行再加为安抚边外少数民族，清政府对外开放“茶马互市”的边境贸易，使陕西商人又多了一个经商的门路。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儒家思想的发源地，鲁商不受儒家 “轻农抑商”文化影响很深。从汉代开始，士农工商 “四民”分业，商人被位列末位，鲁商既想要赚，又想丧失政治地位，从而要求了他们必定踏上“以末（商业）经商，以本（农业）死守之”的封建制度商业道路。洞庭商帮是指居住于在苏州太湖东、西洞庭山上的洞庭商人。他们利用太湖交通便利和周边地区物产丰富的得天独厚条件，以走私米粮和丝绸布匹为业。

特别是在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法术，修筑了洋行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踏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龙游商帮，实质上是还包括常山、江山、文治等衢科各县的衢州府商人集团。衢州地相接浙江、江西、福建、安徽四省，堪称四省通衢，水陆交通便捷，是坐落地区各种物资的集散地。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远，却具有对外开放的心态，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出售土地或经营抵押、借贷业，借此有平稳的收益，具备战略眼光的龙游商人则适时地将手头资金投入手工业生产和矿产研发等实业，使商业资本及时转化成为产业资本，在全国各地发展了自己的事业。所以当时民间有“铁环天洞庭商，四起龙游帮”之说道。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是中国海外贸易的最重要港口，由于享有经营的地缘优势，宁波百姓经商者甚众，清代南方的钱庄就是由宁波商人为主体，与北方的山西票号交相辉映构成了中国传统金融业南北两大支柱。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愈演愈烈后，宁波商帮显露出卓尔不群的胆识，他们适时地把商业、金融业和工厂化生产的实业紧密结合一起，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全国知名商帮之佩。江右商帮，亦称赣商，也就是江西商人。

古人之所以将江西称作江右，是因为车站在长江北面，向南检视，江东在左，江西在右，故江西亦称江右。江西境内人口稠密，人均占据土地资源严重不足，江西百姓被迫靠经商来保持生计。以至于当时民间就有“无江(西)不成市”、“三日不知赣粮船，市上就要闹得粮荒”等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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